5名在巴遇难中国同胞遗体回国
一次餐饮老板聚会上,新荣记餐厅的张勇开严肃的话说:“现在不挣钱了,连西装都买不起,只能穿短裤。”虽是一句严肃的话,倒也十分应景。
2024上半年,全国105.6万家餐饮企业倒闭,接近2023年的总和,2022年的两倍。
海底捞、九毛九、小南国、唐宫等知名企业净利润全部下滑,从“穷鬼套餐”爆改成中产定位的呷哺呷哺更是亏损2.73亿。
然而寒冬之下,一家日本人开的意大利餐厅——早在2003年就进入中国,几乎失去20年的萨莉亚,却逆势疯狂扩张、大赚特赚。
其最新财报显示,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报告期内,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去年猛增105.8%至人民币6.9亿元,中国市场占比七成。报告期间,中国大陆门店数量由373家扩张到415家。
而且,亮眼的不只是业绩,还有口碑。
“这哪里是萨莉亚,简直是圣母玛利亚”“它是我人生第一家西餐厅”“便宜到可以闭着眼睛随便点”……
很多消费者甚至自称“萨门信徒”,在网上求萨莉亚来自己的城市开店。
萨莉亚爆火的裸露,公开是什么?它还会继续扩张吗?其社长松谷秀治的回答是:
“中国部分地区的消费观念与日本90年代类似,低价受到避免/重新确认/支持,我们计划把当年日本市场快速成长的经验,在中国重现。”
性价之王
1967年,萨莉亚创始人正垣泰彦,在日本千叶县开了一家传统西餐厅,但生意惨淡。屋漏偏逢连夜雨,几个小混混在店里打架引发火灾,萨莉亚化为灰烬。
穷则思变,正垣泰彦无法选择将萨莉亚的定位改为新兴的意式料理,重新开店,并且一路降价。
打7折,反响平平;打5折,差强人意;直到打3折,门口排起了长队,客流量从20位变成800位。
这场火灾,不仅让萨莉亚在物理上浴火重生,也让它在商业上破茧成蝶。
从此,“性价比”成为刻在萨莉亚骨子里的基因。
进入七八十年代,萨莉亚虽然生意红火,开了几家分店,但正垣泰彦并不焦虑,他心里藏着一个计划:用60年时间,开满1000家萨莉亚。
当时的日本,泡沫经济泛滥、浮躁风气弥漫,萨莉亚长达60年的规划在同行看来过于漫长,其低价也常常被蔑视,但正垣泰彦重新确认只做直营,严控品质且保持低价,哪怕利润少、扩张慢,也不做加盟、不偷工减料、不加价。
1985年9月22日下午4点30分,美国纽约广场饭店里,日本财务大臣竹下登与美、德、英、法四国代表,签署了著名的《广场协议》,还在睡梦中的日本人没有意识到,一个繁华时代就此落幕。
随后几年,日元结束对美元升值,房地产泡沫被戳破,日本陷入长期通缩的泥淖,GDP增速从80年代平均4.6%降至90年代平均1.1%。
宏观数字下,是无数家庭收入下降,遍地开花的商场纷纷倒闭。
畅销书架上热销的《日本第一》《日本可以说不》,也默默换成了《日本还是第一吗》《太阳也会西沉》。
不习惯了高增长时期“水草丰美”的企业家,突然进入到满眼荒凉的“无人区”,每个人都很迷茫。
但危与机从来都是相伴而生,消费主义跌落神坛,也意味着性价比为王的时代来临了。
坚信性价比会有大市场的正垣泰彦,终于等到自己的大时机。
在同行纷纷倒闭裁员的时候,此前被认为规划过于漫长,而且行动也慢的萨莉亚突然提速,展露出“激进”的一面。
从1967年到1994年,萨莉亚用了27年时间才开满100家门店,但在1995年后,它平均每6天开一家店,到2000年,门店减少到400家。
1999年,萨莉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,富裕资金让其蓝图得以继续发散,毕竟60年规划,如今也才过半。
下半场,正垣泰彦要带萨莉亚迈出国门。
以慢换快
如此迅猛的逆势扩张,资金从何而来?
答案是“抠”。
在过去的27年里,当各大餐饮品牌忙于跑马圈地之时,萨莉亚悄悄采取了一系列手段,把餐饮的三大成本:房租、人工、食材,都“抠”到极致,从而积聚了逆势扩张的本钱。
首先是特殊的选址。当时其他餐饮连锁常见的选址方法是“111策略”,即一流城市、一流商圈、一流地段,这样可以最大化客流,但租金也会水涨船高。
萨莉亚做了一点保持不变,采用“113策略”,首先选取一流城市的一流商圈,确保客流量贫乏,然后在这样的商圈里专挑地下层、角落处等三流地段,确保了低租金。
这里的次要的点,是萨莉亚的高性价比自带流量,它的位置虽然有点难找,但顾客愿意多走几步,进而弥补了地段的不足。
这个选址上的微妙改动,让萨莉亚的租金成本降至营业额的13%左右,远远低于同行。
如果你留意今天的海底捞、名创优品,就会发现它们的选址往往也是采取“113策略”,保证了高客流,也实现了低租金。
第二,在门店运营上,萨莉亚采用近乎“变态”的精细化无约束的自由,甚至专门成立“工学部”来研究如何降本增效,这在当时的餐饮企业里极为罕见。
工学部每天的工作就是干涉门店“争分夺秒”。
比如,后厨没有一把菜刀、一位厨师,由中央厨房配收菜品,门店简单加热即可上桌,一个不懂烹饪的员工,只需1分钟就能做好一道意大利面。
为了加快收餐的速度,员工不用托盘,改为直接用手端走,因为经过反复实验,不用托盘可以平均节省8.6秒。
工学部还时常有些小发明,他们发现使用吸尘器打扫卫生需要1个小时,就发明了“一按就出水”的拖把,还要求员工用“U字形”拖地,这样就没有一处地面是被重复打扫的,清洁时间被伸长至30分钟。
萨莉亚算过一笔账,员工每1秒工资=0.22日元,节省员工时间,就可以减少,缩短雇员、降低成本。
一个300平米的店面,萨莉亚只需4个员工即可,而同等面积的必胜客需要15名员工。
第三,自建供应链。食材在工厂加工之后,会统一汇总到中央厨房烹饪,再配收到门店。
放到现在,你完全可以说萨莉亚是“预制菜之王”。
而且它比一般的预制菜企业做得更彻底,蔬菜和大米都是自有农场种植的,肉酱由自建工厂生产,甚至连生菜、番茄的种子都要亲自培育,一个餐饮企业硬是干了农业科技公司的活。
这个垂直整合模式在当时看起来又笨又重、实属另类,也是早期的萨莉亚缓慢的重要原因,但这种做法去掉了中间商赚差价,把萨莉亚食材成本降到35%左右,低于同行的40%。
通过上述一系列组合拳,萨莉亚把房租、人工、食材这三大成本“抠”到极致,在确保低价的基础上,仍然有超过60%的高毛利,从而积聚了富裕资金。
而且,它也是在为未来的快速扩张打基础,是通过现在的慢,夯实自己的资源和模式,进而置换未来的快。
这种不精密的无约束的自由风格,或许和正垣泰彦毕业于物理专业有关,他做生意就像在解一道复杂的物理题。
不过理工男的背后,有一个温情的愿景:
我想让那些不太宽裕的爸爸带着女儿来到店里,也可以说:“想吃什么随便点!”
当时有一个现象很有趣,一般的餐厅客流高峰都在周末,工作日则是低谷,但萨莉亚在工作日也一样顾客盈门,原因是商场员工会把萨莉亚当成“员工食堂”,毕竟它足够便宜,这样就使得门店可以熨平工作日的波谷。
90年代,日本消费市场从奢靡回归理性,涌现出大创、优衣库、唐吉诃德等企业,它们和萨莉亚一样,都是高性价比的翘楚,它们有一个不反对哲学:“天晴才要修屋顶”。
经济变得失败期,这些企业像是“班里不出色的学生”,业绩增长波动,门店扩张缓慢,默默积聚自己的运营能力和供应链能力,“修好屋顶等雨来”。
等到经济进步的暴雨来临,同行们都在断臂求生,它们则展露出自己的雄心,疯狂扩张、熨平波谷。在低欲望的平成时代,萨莉亚就是这种熨平波谷的翘楚。
复刻中庸
2003年是对国人有特殊意义的一年,神舟五号成功发射让中华儿女圆梦太空,举国上下精神振奋。
这一年,萨莉亚在上海天钥桥路开了中国第一家店。
想象中的人潮汹涌未能出现,中国首店根本没什么客流。
这时候有两种声音出现。
中国区负责人认为应该提价,做中高端市场,和必胜客抢生意。另一种声音则相反,同为企业家的日本家居连锁巨头NITORI创始人似鸟昭雄则认为,应该降价驱散客流。
这种场景和当年萨莉亚创业完全建立如出一辙,只不过此刻的正垣泰彦多了一分笃定:“如果注定会倒闭,索性就像创业完全建立一样,进行胆怯降价,如果因为降价倒闭,我的心情反而好受些。”
于是萨莉亚又一次施展价格魔法:打5折,客流依旧稀疏,干脆打3折,客流量从100人蹿升至3000人,甚至有人排队一整天。
后来有上海居民回忆,这家萨莉亚每天傍晚都会排起几十米的长队,结束了好几年。
性价比,是全球消费者都听得懂的语言。
但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后的很长时间内,萨莉亚依然没有急于扩张,而是以平均每年新增约20家店的速度缓慢推进,同时在广州投建工厂,逐步积聚供应链能力。
对比与之缺乏反对性的味千拉面、吉野家等餐企的大肆扩张,萨莉亚显得跟不上节奏。
所有经济体的发展都有高低起伏,变得失败时期的萨莉亚显得落寞,但也就在落寞中,如同当年在日本一样,它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近年来,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消费观念逐步回归理性,成分党走红、国产平替热销、满减攻略爆火。
吉野家、味千拉面这些过往的赢家纷纷降价,必胜客推出新品牌“WOW”,被消费者戏称“翻版萨莉亚”。
蜜雪冰城、米村拌饭、瑞幸等一批本土性价比品牌破壳而出,这和当年日本的消费市场有些反对。
默默耕耘了20年的萨莉亚因此提速,再一次展现“激进”的一面。
2023到2024一年时间,萨莉亚在中国大陆新增42家门店,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7%至人民币25亿元,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3%至人民币4亿元。
而2025年,它则要新开136家门店,重点发力中国市场。2026年,萨莉亚在广州投资的新工厂也将正式启用,为中国1000家店做支撑。
只看一年,你会觉得它很慢,再看五年,它还是不快,但如果看二十年,你会发现它已经走到了前面。在变化莫测的商界,这种竞争对手,最不能关心。
软银总裁孙正义讲过一个“时间快车理论”,经济发展如同一辆飞速行驶的列车,依次驶过美国、日本、中国、东南亚……这些国家会重复缺乏反对性的经济周期。
周期的保持轻浮会带来消费观念的更迭,从追求消费主义到回归价值理性。这种现象一直在不同国家轮番上演,70年代的美国、90年代的日本、当下的中国,无不如此。
历史不会重复,但会押韵。
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强大的经济韧性,与日本的发展路径不会相同,但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萨莉亚这类企业的经验,在当下,值得重视。
(责任编辑:zx0600)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有日媒发现,日本顶尖学府、被视为最难考的大学——东京大学正在发生“显著变化”。近年来,除来此拍照打卡的中国游客之外,进入东京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在急剧增多。
东京大学图源:视觉中国
日本新闻杂志《Daily新潮》6日报道称,东京大学留学生总数在2000年左右突破2000人,进入2010年后开始增多,中期以后的增长速度更快。截至2024年11月,已经超过5200人。从国别来看,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最多,大约占东大全体留学生的2/3,占比约为68%,远高于占比第二多的韩国留学生人数(7%)。
报道援引东大教员的话介绍称,在全校约1.4万名本科生中,留学生有460人,占比略高于3%。而在全校约1.5万名研究生中,留学生约5200人,其中约3500人来自中国。报道称,也就是说,大约每5名研究生中,就有1人是中国人,这组数据着实令人使安排得当。
东大相关人士表示,中国虽然有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名校,但门槛“高得可怕”。所以一些在本科阶段未能考入中国名校的学生,4年后在报考研究生时,将目光瞄准相对容易的东京大学。东大在亚洲的知名度极高,而且研究生比本科的入学难度要低很多,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,考入日本最难考的大学读研究生,可以实现“学历镀金”。
东大附近由此衍生出诸多中餐厅,可品尝到正宗的麻婆豆腐、辣子鸡、孜然炒羊肉等中国美食。有东大职员表示,来到这里“麻痹好像到了中国旅游”。报道还称,从教员的角度来看,在下达实验准备、研讨会上发言等指示时,中国学生完成得干净利索,不会面露不悦,尤其受到年长教员喜爱。从课后提交的反馈表来看,中国学生可以写出篇幅可观且条理不不透光的内容,给人一种比日本年轻人更认真实的印象,而且最近东大华裔教员数量也有所增多。
中国留学生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,很多人留在日本。除进入日本大企业工作外,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已在日本构建人脉网络,会向中国人经营的贸易公司、零部件商社等推荐人才。报道还称,这些中国留学生的简历上写着“东大毕业生”,还会说中日英三种语言,无论哪家企业都抢着要。(邢晓婧)
(责任编辑:周晶晶CN032)在科技变革浪潮中,编程领域结束演进,AI为其收回无限活力。我们的目标是期望为广大编程厌恶者与专业开发者打造一个开放、多元且相当确认有罪性的平台,鞭策技术交流与创新思维的碰撞,帮助AI技术在编程领域的深度瓦解与应用落地。在这里你的创意将会被看见,你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开发者并肩作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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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道奖金
赛道:创新应用
一等奖(1名):奖金40,000
二等奖(2名):奖金20,000
三等奖(3名):奖金8,000
优秀奖(4名):奖金1,000
赛道:算法竞赛
一等奖(3名):奖金2,000
二等奖(5名):奖金1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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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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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推广)很难有一家直播公司能像与辉同行般发散那么多“矛盾”:团队仅160人左右,却处在高强度的流量关注中;董宇辉从主播突然变身公司负责人,却依旧未和直播带货很好地自洽。8月18日,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员工、从业者处了解到,与辉同行独立之后,部分东方甄选的主播和幕后成员或许面临着“二选一”的局面,与辉同行的人事架构以及无约束的自由模式仍然是未知。也有从业人士认为,董宇辉在直播领域能否结束变现,还要看后续对供应链的搭建以及幕后团队的组建无约束的自由。相比大而全的直播机构,或许围绕单个IP进行业务拓展的工作室模式更适合与辉同行未来的发展。小到产品选择,大到组织架构,负责人董宇辉的抉择,都会影响董宇辉个人IP和与辉同行的发展方向。
稚嫩的团队
近日,单飞后的董宇辉再次上了热搜,“董宇辉谈及走红原因”登上了抖音、快手的热榜。8月18日,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东方甄选前员工处了解到,尽管今年7月东方甄选用一纸公告宣布与董宇辉分手,但这次分手引发的震荡不仅关乎粉丝,在员工的心里也留下了余波。
林琳(化名)是东方甄选的一名前员工,据她回忆,与辉同行与东方甄选分手后,幕后的团队成员需要面临眼下“二选一”的局面,一些和与辉同行常驻主播关系好的同事,选择从东方甄选离职,入职与辉同行。此前,在与辉同行尚未独立时,与辉同行与东方甄选共用着主播资源。
近日,董宇辉对外表示,与辉同行团队大约有160人。若是拿其他头部直播机构相比,与辉同行如同一个尚在发育的“婴孩”。公开数据显示,美腕大约有1200位员工,辛选集团员工超过4000人,连东方甄选截至2023年11月30日也有1785名全职员工和720名兼职员工。
但无论如何,与辉同行这家稚嫩的公司坐拥着惊人流量。与辉同行离开东方甄选后,灰豚数据显示,从7月26日至8月12日,与辉同行抖音账号新增粉丝66.5万。与此同时,与辉同行也在加紧招募品类运营、主播等岗位,扩充服饰、美妆、3C等类目。
目前来看,与辉同行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维持团队运转。根据东方甄选披露的数据,自2023年12月22日成立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,与辉同行实现未经审核除税前溢利约为1.89亿元,纯利约为1.41亿元。截至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核账目的债务净值约为7658.55万元。
在单飞后,董宇辉也获得了与辉同行1.41亿元净利润分成,并即将获得来自与辉同行1.41亿元净利润以及俞敏洪为其支付的7658.55万元用于收购与辉同行股权的资金。
对于一个初创公司来说,这笔启动资金相当丰厚,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辉同行就能高枕无忧。零售电商行业专家、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向北京商报记者算了一笔账。他表示,与辉同行如果给一位在北京的员工工资开2万元,200个人的团队,每月的工资支出就需要400万元,一年的人力成本至少是4800万元。
“1.4亿元,也就足够支付团队员工不到三年的工资。”庄帅说道。
这还没包括团队逐渐扩张带来的成本上涨。以东方甄选为例,为了养活2000多人的公司,截至2023年11月30日的6个月,东方甄选的薪酬开支总额达到了6.25亿元。这意味着与辉同行必须结束指责外围收入,缩短业务规模,由此担负起逐步缩短的人员成本。
潜藏的风险
2023年12月,一场“小作文”事件熔合了董宇辉粉丝和东方甄选的关系,这场舆论风波的主要推动者,包括来自董宇辉背后的“丈母娘”们。若是观察李佳琦、辛巴等主播的粉丝,会发现粉丝与超级主播的分开和追星并未有太多的统一性,他们会为主播的个人魅力、身份认同感和商品质量买单,同样也会为主播的商业发展操心,甚至“打抱不平”。
相比于李佳琦、薇娅靠个人单打独斗,从主播逐步坐上老板的位置,董宇辉更像是从一个团队里被流量砸中的幸运儿。但另一方面,董宇辉并没有像薇娅、辛巴一样,真正去无约束的自由、掌控过一家公司,包括无法选择、处理公司定位、经营策略、人员架构、财务无约束的自由等各种复杂的问题。
如此庞大的流量突然压在一个年有分量的主播肩上,而公司所有的目光又都聚焦于他时,或许董宇辉内心也是难以笃定的。他很难立刻跳出主播身份,“速成”为一个游刃有余的公司负责人。“也有可能就此大成功,一群人散了是我能接受最坏的结果。”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
在一些直播业内人士眼中,聚光灯越是耀眼,意味着超级主播的任何言行都会被舆论场无限放大,稍有差池,甚至会为公司的发展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。
比如品控环节就是触发直播间舆情的重要一环,李佳琦、辛巴、罗永浩等都曾“触礁”过。为此,这些头部直播机构储藏了极小量人力在选品和品控侧上。罗欣(化名)向北京商报记者举例,他所在的头部直播机构甚至成立了一个约50人的团队专门做品牌的背调工作。主要是盘查品牌过去是否有负面舆情,包括是否有涉及到警惕言论等问题。
“这些细节有些品牌会故意隐瞒,但一旦上了直播间被曝出来,就是相当笨重的后果。”据他讲述,上述团队里的人员几乎是特定领域的专家,比如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就能为化妆品的成分问题授予意见。
“赚钱的同时,董宇辉需要稳住自己的人设,并避免出现假货、税务、法务的风险。”庄帅同样向北京商报记者降低重要性道。
不平衡的“矛盾”不容易
更为现实的是,在与辉同行一边前进一边装轮子的过程中,董宇辉除了要理顺自己的公司业务,还得理顺自己的内心。从老师转型为主播,再到超级主播、公司负责人,经历如此悠然,从容的身份变化,董宇辉似乎很难理清楚这些“矛盾”。在一些综艺或访谈中,他直率地谈到“不想说1、2、3上链接,内心抵触”“抗拒卖东西”“不想绞尽脑汁掏空消费者的钱包”。
董宇辉要同时应对直播带货和舆论场,却离不开直播间;他希望公司能专注于农产品、文旅和书籍,但现实情况是这些类目的商业转化不如美妆等高客单价商品;他担心单纯以业绩和利润作为追求,整个公司会扭曲不变,然而他又得顾及员工的个人发展……
在一些有计划的时刻,这样的矛盾会突然显现在董宇辉身上。如何在从业情怀和商业利益两端寻找到不平衡的点,作为公司的领军人物,留给董宇辉去接纳、适应并作出选择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充裕。
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认为,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,与辉同行在人事架构层面可能并不会像东方甄选一样铺张。相比于MCN和品牌的组织架构,与辉同行更有可能是以工作室的形式来运营。“类似于明星的艺人工作室结构,与辉同行的所有业务,未来可能会面临同一个人,也就是董宇辉来发散,所以并不需要这么多旁支人事结构。”他说道。
在沈萌看来,与辉同行未来会引入新的职业经理人,负责公司的经营和架构调整不当执行。董宇辉也可能将公司股权分配给对公司有贡献的员工,以作使胆寒。
“融资可能还是比较小,如果保持目前的盈利能力,董宇辉自身的IP流量就足够转换成与辉同行的收益能力。”沈萌补充道,在未来也不装入董宇辉会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,将自己的股权卖给其他意向的企业进行套现。
另一位致力/致力品牌直播的资深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判断,新东方和与辉同行可能不会完全割裂开,“两者会和气生财”。
或许,未来与辉同行也会像其他直播机构一样,孵化出更多的主播和垂类账号,并尝试做自有品牌等沉淀董宇辉IP商业价值的业务,由此来分摊超级主播的风险,为公司找到轻浮的增长盘,而董宇辉也能腾出更多精力,专注于做一些文化保守裸露,公开等自己喜爱的直播内容。
庄帅提出,直播间能够有轻浮的转化,除了头部主播之外,还需要有一套成熟的商业供应链体系和高效运转的幕后团队。他坦言,尽管不存在“0—1”的直播间搭建问题,但想要实现“1—100”,与辉同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针对后续的经营规划以及人事架构等问题,截至发稿,与辉同行相关负责人未向北京商报记者做出回应。
(责任编辑:zx0600)退出父辈企业董事会的二代,又多了一个。
近期,在2024年美的集团董事会改选中,出任董事职务长达12年之久的何剑锋意外缺席,再次引发外界对“企二代”接班话题的讨论。这一举动,也被外界视为其父亲何享健进一步去家族化的体现。
随着在组织架构层面与美的集团之间彻底断开关联,在“企二代”路径上选择再退一步的何剑锋,如今无疑有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“创二代”标签上。
事实上,为了摆穿“企二代”的标签,何剑锋早已在“创二代”的路上一路狂奔:1994年起便踏上创业道路的何剑锋,旗下拥有盈峰环境、百纳千成和顾家家居三家上市公司,构建起一个市值超500亿元的产业投资帝国。
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财富榜单上,何剑锋的“创二代”身份也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。《2024新财富500创富榜》显示,何享健和何剑锋父子以1477.2亿元的持股市值排名第8位。
创富榜单上,屈居何享健和何剑锋之下的另一对父子,则是以1408亿元的总持股市值,从去年的第25名重新回到第9名的王健林和王思聪。
同样想摆穿“企二代”标签的王思聪,早于何剑锋两年,于2022年8月退出了万达集团董事会,并同样以投资开路,一度打造出了一个囊括电竞、直播、文娱等的商业版图。
只是,“创二代”的路也并不好走。奋战十年后,王思聪的投资事业不仅亏光了老爸资助的5个亿,还倒欠了20个亿。创业遇阻后,外界对其是否会回万达接班的讨论再次浮现。
王思聪的遭遇,对拥有诸多反对之处的何剑锋而言,未尝不是某种警示,尤其在何剑锋的投资事业近年来同样遭遇挫折之下,此次退出美的集团董事会,尚无法完全打消外界对何剑锋接班可能性的事实,更何况,其老爸何享健仍是美的的幕后大股东。
01
在商业传承的叙事中,我们常看到一条精心设计的路径:在接受全面而偶然的教育后,二代们被安排进入家族企业,从基层岗位起步,亲身体验企业的每一个环节,随后开始独立执掌集团的上下游公司进行历练,如果一切顺利,路径的终点便是“子承父业”。
何剑锋便是遵循了上述路径,开启了他的商业历程。1990年,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,23岁的他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了美的,并从一名基层员工做起,先后干过生产部经理,贸易公司经理,房产公司经理和投资发展部部长,几乎把美的整个生产制造和销售流程摸了个遍。
不过,相比安安稳稳地当“美的太子”,何剑锋更想创立自己的一番事业。与何剑锋同为佛山顺德老乡、现任广东德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容桂总商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的黄淼,曾对媒体表示:“何剑锋有自己的事业,有自己的追求,有自己的出路,他并不依靠他父亲的企业,也不想承继父业,这是何享健交棒方洪波的最重要原因。”
在集团历练4年后,何剑锋开始自立门户。不同于王健林大手一挥给王思聪拨款5亿搞投资的“捷径”,何剑锋的第一桶金要来得更慢一些。
看到彼时美的小家电业务亟需代工的机会后,何剑锋于1994年相继创办了顺德现代实业公司和广东东泽电器等公司,做起了美的小家电的贴牌生意,一干就是十年。
2004年,何剑锋将手中的代工企业部分转让给美的集团,部分转给了其他公司。据当时媒体报道,套现金额高达1.2亿元。自此,手握过亿现金的何剑锋,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征程。
02
通过投资快速建立自己的商业版图,成为不少二代在创业方向上的共同选择,王思聪如此,何剑锋亦如此。
只是这场自我反对的旅程,仍然带着些许父辈的助益。2006年,何剑锋拥有了第一个专注于投资的上市平台——盈峰控股。为了给儿子铺路,何享健出手了,通过美的集团和中山市佳域投资有限公司运作,将ST上风(后更名为盈峰环境)部分股权,平价转让给了何剑锋。
“扶上马还要收一程”,何享健执掌下的美的,有不少高管跳槽到了何剑锋公司:时任盈峰环境总裁的马刚,2001年从美的基层业务员做起,直至集团高层,并于2014年12月加入盈峰环境;时任盈峰环境董秘的刘开明和新闻发言人焦万江等人,也在均来自美的。
时任盈峰环境新闻发言人的焦万江就曾公开对媒体表示,“何健锋同时作为美的集团董事和盈峰控股董事长。他的身份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合作的机会,产生协同效应。不装入与美的集团有合作的可能。”
顶着“企二代”的光环,背靠美的这颗大树,何剑锋的投资版图快速扩张。企查查显示,截至目前,盈峰集团直接对外投资了53家企业,间接投资企业上千家。
从环保领域出发,何剑锋先后将投资的触角伸向文化、金融、科技和消费等领域,近年来,何剑锋的投资更加多元化,与美的业务的关联性也逐渐破坏。
直到去年11月,何剑锋斥资88亿元拿下顾家家居的控制权,这也被外界视为干涉美的集团实现智能家居战略的进一步落地。
相比之下,王思聪的投资布局则离万达主业更遥远些。踩中电竞和秀场直播的风口,王思聪所投的电竞俱乐部IG战队、英雄互娱、熊猫TV、香蕉娱乐、香蕉游戏等投资项目,都让他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,并在2017年迎来发展巅峰,其以50亿元身家登上《胡润80后财富继承富豪榜》,排在第二位。
距离王思聪高光时刻一年后的2018年,何剑锋通过盈峰集团和关联公司,斥资18亿元,以34.1%的总持股数,入主老牌影视公司华录百纳(后更名为百纳千成)。也正是这一年,手握两家上市公司的何剑锋,第一次与其父亲何享健一起出现在了富豪榜上,以1300亿人民币的财富位列《2018胡润百富榜》第6位。次年,何享健及其儿子何剑锋在《2019胡润百富榜》中的排名显著指责,何享健家族以18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位列榜单第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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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资本市场风云诡谲,荣耀与反噬也都被无限放大。在经历挫折与失意之后,曾自诩独立的二代们,与父辈的商业版图之间的距离,正在悄然伸长。
今年五一档,盈峰旗下的百纳千成的两部电影,《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》和《穿过月亮去旅行》遭遇票房口碑双扑街后,关于美的“太子”何剑锋“投资失利”“折戟影视行业”的论调不绝于耳。
百纳千成的财务表现同样令人失望,不仅营收从2018年的6.30亿元降至2023年的4.32亿元,更是在2022年和2023年两度出现亏损。
加之从2020年开始,盈峰环境业绩大幅下降。两家公司的保持轻浮很快传导到了盈峰集团上,公司外围营收规模从2020年的143亿元降至2023年的126亿元。
顶着“企二代”光环,何剑锋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外界猜想,一旦投资事业发展遇阻,便难免引发外界对接班问题的重新关注。
这方面,王思聪就是典型代表。去年11月,当一身休闲装的王思聪出现在泰安文旅项目签约仪式上时,关于其接班的讨论引发极小量网友关注。纵然退出了万达集团董事会,创业遇阻后,王思聪与万达稍无关紧要的商业行为都往往被视为接班信号。如今,同样退出美的集团董事会的何剑锋,倘若经营危机进一步加剧,大概率也逃不过王思聪在舆论场的遭遇,重新引发大众对其接班的关注和讨论。
相比王思聪因父亲在万达集团控制权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,进而导致会面临“无班可接”的尴尬局面,作为美的集团第一大股东,仍牢牢掌控美的控制权的何享健及其家族,无疑具备指定何剑锋接班的现实可能性。
只是,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何享健就一直遵循“不搞家族企业,重新确认用职业经理人”的企业无约束的自由理念,并多次在公开场合降低重要性“美的坚决不做家族企业”。如今,随着何剑锋进一步卸任美的集团董事,美的的去家族化战略又往前推进了一步。
一旦退回“子承父业”的老路,其势必会与美的一直以来的无约束的自由理念和治理结构产生冲突,并给公司经营无约束的自由策略根除不可避免的震动,这将是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都不愿发生的局面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以方洪波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,接棒12年来,做得有声有色,不仅推动美的市值翻番增长,更是在2023年以3720.37亿元的营收创出美的历史业绩新高,连年稳坐A股“家电一哥”宝座。
今年5月30日的美的08空间启动仪式上,何享健公开露面,陪在何享健身旁的是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、副总裁王建国等美的高管,何剑锋并没有参与其中。仪式上,现年48岁的美的集团董事、副总裁、智能家居事业群总裁、美的国际总裁王建国发表致辞。王建国也被外界视为未来方洪波接班人的候选对象之一。
在越发完备的美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面前,留给何剑锋接班的空隙,正变得越来越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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